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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是正儿八经的法学权威，曾在小布什政府司法部任职，手里攥过影响全球审讯标准的文件。

　　二战刚结束那会儿，美国GDP占全球一半以上，美元是世界唯一硬通货，盟友唯其马首是瞻。

　　GDP占比掉到不到四分之一，多国开始绕开美元搞本币结算，欧洲国家在能源和贸易问题上频频跟华盛顿唱反调，连制裁都不愿意配合。

　　军事上更不用说，常年打仗烧钱又耗人，技术代差缩小，新兴力量崛起，美军再也不能像二十年前那样想打谁就打谁。

　　在这种环境下，一种病态逻辑开始占据主流：既然守规矩赢不了，那就干脆掀桌子。

　　他不是否定国际法本身，而是主张国际法只能用来约束别人——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。

　　他把《联合国》里“禁止使用武力，除非自卫或安理会授权”这条核心原则踩在脚下，鼓吹只要美国觉得某个国家未来可能构成威胁，就可以先动手。

　　伊拉克战争就是前车之鉴——美国当年没拿到安理会明确授权，照样出兵，结果留下烂摊子，无数平民伤亡，地区动荡至今未平。

　　文件里把水刑、剥夺睡眠、撞墙、性羞辱这些手段重新包装成“强化审讯技术”，还狡辩说只要没造成器官衰竭或死亡，就不算酷刑。

　　更离谱的是，他主张中情局和美军在对付所谓“”时，可以不遵守《日内瓦公约》。

　　过去他说酷刑不算酷刑，现在他说侵略不算侵略，只要换个名字叫“有利于稳定的干预”就行。

　　文章能登上这个平台，说明这种极端观点已经进入主流讨论空间，不再是边缘噪音。

　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专家们立刻发声批评，指出这种说法彻底背离国际法基本原则。

　　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当一个超级大国开始公开质疑自己亲手参与构建的秩序，整个体系就开始松动。

　　他不在乎国际社会怎么看，因为他认定美国有特权定义什么是正当、什么是合法。

　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完美，但确实避免了大国全面战争，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。

　　柳约翰们只看到规则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，却看不到规则同时保护了他们的利益。

　　普通人可能觉得学者说话总有点道理，殊不知有些“学术”早已沦为权力的化妆术。

　　他的逻辑链条其实非常简单粗暴：美国代表民主，民主高于一切，所以美国行动天然正当；国际法若阻碍正当行动，就是坏的，必须改或废。

　　罗马帝国后期滥用否决权，导致同盟体系崩溃；大英帝国强行推行炮舰外交，激起全球反抗；纳粹德国更是直接否定国际条约，结果引发世界大战。

　　区别只在于，它还有媒体、大学、智库这些软性工具，能把霸权包装成普世价值。

　　中国推动本币结算，金砖国家扩员，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投票更趋独立……这些都不是偶然。

　　尽管政治极化严重，但仍有大量法律学者、外交官、退役将领反对这种极端立场。

　　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个大国都学美国这套逻辑：俄罗斯说北约东扩威胁安全，所以有权先发制人；伊朗说美国制裁伤害民生，所以有权发展核武自保；印度说边境冲突风险高，所以有权跨境打击……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

　　它主导创建联合国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，推动关贸总协定，支持人权公约。

　　冷战时期，美国还能用几十年时间围堵苏联，通过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多维度施压。

　　他们看到中国在5G、新能源、航天等领域快速追赶，看到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，于是慌了神。

　　蒙古帝国横扫欧亚，最后分崩离析；西班牙靠白银和舰队称霸，最终被工业革命甩开。

　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新开发银行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……这些新机制都在绕开美国主导的传统体系。

　　当美国发现自己的“例外权”不再被默认接受时，那种失落感只会催生更极端的言行。

　　他把复杂国际关系简化为“民主vs威权”的二元对立，忽略了绝大多数国家既不要美国式民主，也不要所谓威权，而是追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。

　　委内瑞拉、伊朗这些被他点名的国家，问题根源在于历史、经济、地缘多重因素交织，不是换个政权就能解决。

　　如果未来美国政府真的采纳“国际法只约束对手”的立场，那么所有军控协议、海洋法公约、外太空条约都可能被选择性无视。

　　盟友会怀疑：今天你能为打伊朗废除武力使用限制，明天会不会为别的理由背叛我们？

　　投资者会担心：产权保护、争端解决这些承诺，会不会哪天就被“更高利益”覆盖？

　　没有信用，美元地位不稳；没有信用，联盟体系松动；没有信用，连制裁效果都会打折扣。

　　这本质上是一种霸权傲慢——认为自己的判断永远优于集体协商，自己的利益永远高于共同利益。

　　当破坏规则成为可接受的政策选项，而不是被唾弃的极端主张，整个国际体系就站在了悬崖边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