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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5年11月1日，西南联大建校88周年纪念日，云南师范大学校园的西南联大旧址之上，联大校歌沉郁激昂，一支从长沙而来的队伍抵达此处——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校友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，在这里与往昔完成一场时空对话。

　　世人多知西南联大1938年4月在昆明正式建校，为何校庆却定在11月1日?答案，藏在“衡山湘水”的烽火往事里。

　　新学年一般都从9月开始。1937年暑假，平津陷落，风雨如晦，新学年的开学变得不确定起来。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1600多名师生，辗转奔赴湖南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，为西南联大的不辍弦歌，开启了慷慨的序章。

　　1937年11月1日，上午9时多，长沙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，长沙临时大学在警报声中开课了。

　　从中南大学和平楼与民主楼后的幽径入山，沿“清华小道”至胡子靖墓，西南侧有一方刻着“清华”二字的石碑，背面标注序号“一三一”。

　　“半座岳麓山，曾属清华园，界碑有一百多个，占地两三千亩。”2025年11月2日，湖南省清华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李蔓球，带领清华校友沿3公里“清华小道”寻访。

　　临时大学之所以选址长沙，其缘由可以从这些界碑里寻绎。在岁月剥蚀的界碑前，我跌进了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——

　　华北事变后，清华大学未雨绸缪，于1936年在岳麓山左家垅购地，规划建设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。为促成清华大学尽快在湘办学，湖南还将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新校址用地赠予清华大学。彼时的湖南，还是抗战的后方，人们相信，这方鱼米之乡能让师生们免于饥馑。

　　1937年暑假，烽烟四起，平津师生失去了校园——清华图书馆被日军强占为病房，南开美丽的校园在炮火中化为一片焦土，北京大学被劫掠一空……

　　危难之际，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悲壮的大撤退。8月，当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紧急动议南迁时，长沙几乎毫无悬念地成为临时大学落户的最佳选址。因战事干扰及多雨天气的影响，直至长沙临大开学，清华校舍尚未完工。

　　小吴门外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校，被称作“湖南最讲究的建筑”，视野开阔，校容清雅，成为临大主校区。大部分男生宿舍安置在四十九标营房，女生宿舍借住涵德女校，文学院虽远迁百余公里外的南岳衡山，但也有了安稳的授课场所。湖南大学亦慨然相援，将实验室借给临大工学院使用，腾出部分校舍作为临大学生宿舍。湖南各界倾尽全力，让“斯文不堕”有了最坚实的支撑。

　　虽冠“临时”之名，长沙临时大学却做了长远的打算。1937年12月，长沙临大学子陈一沛还在期待：“岳麓山的清华校舍正在日夜加工，据说明年春天我们就可全部过湘江上课了。”

　　然而，第二年2月，清华校舍仍未完工，临时大学又在战事变局中西迁昆明了。清华大学所建校舍，后在战火中多数被毁，唯余甲所、乙所两座工字形建筑，为今中南大学和平楼与民主楼。红砖斑驳，楼道宽敞，一派大气庄重，见证那份乱世中的托举。

　　1937年8月，暑假回到上海家中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黄培云，密切关注着战事中学校的动态。月底，终于接到了学校开学的通知：新学期转往长沙报到。

　　黄培云收拾行囊，踏上长沙之旅，因交通阻断，他辗转了多种交通方式。沿途有日机低空盘旋，逃难的百姓踉跄前行，被炸毁的车站似乎还飘着焦煳味。惊涛骇浪里，长沙临时大学是一艘载满希望的方舟。

　　这是当年千余名临大师生的共同经历。从平津及各地奔赴长沙的师生，走过了凶险、漫长的开学路。彼时平津铁路已不畅通，赴湘需迂回绕道，大多数师生都是孤身独行，一路途经战场，躲过搜查，行程少则十余日，多则月余，有人乘坐“野鸡车”，有人爬过火车窗户，有人与空袭正面遭遇，死里逃生，也有人就此在途中失去消息。

　　1937年9月至10月，清华校长梅贻琦、南开校长张伯苓、北大校长蒋梦麟相继赴湘，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陈寅恪等教授辗转到校。截至11月20日，临大总计到校学生1452人、教职员工243人。

　　临大不设校长，由三位校长组成常委会。张伯苓、蒋梦麟谦让，年富力强的梅贻琦主抓实务，三校院系调整归并、人事安排妥帖，长沙临大就在空袭警报声中上课了，开启了文化救亡的第一站。

　　北大的 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，清华的 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，南开的“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”，在湖湘大地交融共生。这段千里赴学的艰辛，已让西南联大“刚毅坚卓”的精神，在湘水之畔悄然萌芽。

　　“短短两个多月便完成基础工作，恢复完整课程体系，长沙临大无疑令人惊叹!”清华校史研究者、校友袁帆说。2025年10月25日，袁帆随三校校友“重走西南联大路”活动抵达长沙，向团队分享了西南联大的珍贵史料，“西南联大八年路，长沙临大是开端”。

　　湘江之中舟楫辐辏，码头石阶上堆满湖南本地的粮袋、茶箱。市内百货繁盛，商号店铺林立，银行、金银号汇聚，有介昌绸布庄、太平洋百货庄、九如斋南货号、九芝堂药号、余太华银楼等众多老字号，天心阁高高矗立在城东南角的城墙之上。

　　1937年秋，偏安一隅的长沙，接收了大量难民，却未失日常烟火，本地人朴素安定的生活，为临大师生提供了温暖的支撑。

　　在临大师生的记忆里，长沙的秋天阴雨绵绵，殊为烦人。但伙食是好的，毕竟是鱼米之乡，湘江里多的是鱼、虾、鳝、甲鱼等，菜园里青菜多样，当年稻谷又大获丰收。岳麓山多橘，那时的橘子是多核的，很甜，也便宜。

　　但住宿是艰难的。长沙临大的男生宿舍四十九标营房，在如今的湖南省人民体育场一带，旧称协操坪，是清军驻地及会操场地。

　　四十九标营房是旧式木板楼，一楼潮湿，光线暗淡，住宿学生睡在架子床上。二楼干燥，通风采光较好，学生直接睡木地板上。从北大来的马伯煌回忆，营房“年久失修，一人走路，全楼皆动”。长沙多阴雨，下雨天需在被窝上盖上油布，头顶还要撑一把伞挡雨。

　　因长沙校舍不敷使用，文学院师生在1937年11月陆续来到南岳圣经学校，成立临大南岳分校。

　　那时的南岳，朝山进香的人也是络绎于途。师生们利用课余之暇四处漫游，方广寺的清凉月色，祝融峰的壮丽日出，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。学校所在地甚是清幽，冬日山中风大，寒气袭人，大家纷纷寄信回家索要御寒衣物。

　　在艰难岁月里，临大师生仍勉力维持日常的教学、研究工作，使斯文不堕、文脉存续。

　　湖南圣经学校的小楼里，1000多名师生摩肩接踵，在乱世里互相支持，继续着学业。文科缺课本书籍，先生们凭记忆教书，理工没有仪器，借用麓山脚下湖南大学的实验室。学校图书馆只有几排书架，5000余册中文图书，1000余册外文图书，但总是座无虚席。南岳分校的图书更少，很多师生常常跑到山下的南岳图书馆借阅。

　　虽然条件简陋，校园内却大师云集。位于南岳的文学院，就有闻一多、朱自清、王力、罗常培、陈寅恪、雷海宗、钱穆、汤用彤、冯友兰、金岳霖、吴宓等，开设了诗经、新理学、楚辞、音韵学史等课程。在这里，冯友兰一心写作《新理学》，汤用彤完成了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闻一多考订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，朱自清继续撰写他的古典文学批评论文，柳无忌编订了英国戏剧讲义，金岳霖完成了《论道》……

　　冯友兰高度评价南岳文学院：“文学院的学术空气，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。”又说，有北大同学认为，在南岳一个月所学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。

　　秋冬时节，衡山多雾。文学院教师初到南岳圣经学校时，高居于小山坡上的一座两层的石砌洋房里，下望溪谷，环顾群山，视野开阔，可是从教室、饭厅到先生们居住的教员宿舍，需要爬344级台阶，颇为不便。

　　2025年秋，我寻访至南岳，这段石阶完整呈现在眼前，铺满厚厚的松针与苔藓。344级石阶上，我听到了于乱世治学的坚韧足音。

　　大街两侧的墙上贴上了抗日标语和宣传画，打着小旗子的女生募捐队不仅在街上走，而且还挨家挨户拜访长沙的深宅大院——这是作家茅盾笔下，1938年1月的长沙街头。

　　随着日机轰炸越来越频繁，安安静静上课的日子越来越稀少。1937年底，长沙成了烽火中的“抗战文化城”。田汉、张天翼、廖沫沙等湘籍文化人士归乡，大批内迁学校、机关在此扎根，让这座城市成为抗战后方的精神堡垒。长沙临大师生的到来，让救亡的呐喊愈发响亮。

　　“尽管从三校来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员人数不多，号召力却很强，他们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，成为长沙抗战时期文教系统中成立最早、战斗力最强的党支部。”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敏特别关注这段历史。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很快从18名党员发展至26名，他们联合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、青年战地服务团等进步力量，组织一二·九运动两周年纪念会，召开长沙市民反日大会，编排话剧《前夜》唤醒民众，编辑出版《火线下》传递呐喊，每一份行动都凝聚着救亡图存的赤诚。

　　热血青年，以青春赴国难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95名临大学生投笔从戎，有人投身技术部队抢修武器，有人报考空军驾机升空，有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……学校则为他们保留了学籍。

　　街头巷尾，是临大学子奔走呼号的身影。1938年元旦，临大剧团走上长沙天心阁以及经武路、中山路等街头，在寒风中演出《疯了的母亲》《暴风雨的前夜》等话剧，抗日热情在街头巷尾激荡。南岳山间，文学院师生联手岳云中学等组建联合抗敌后援会，女学生们亲手缝制棉背心，将一针一线的温暖送往前线。

　　“湖南为临大师生提供了临时家园，也因临大的存在，成为战时中国文脉守护与救亡启蒙的重要节点。”李敏的话语里，充满对这段历史的敬意。

　　秋日湘江，水面平缓，橘子洲静卧江心，今日的码头早已褪去旧时航运的繁忙，只有游船悠闲穿行。

　　在历史的雾霭里回溯，1938年2月20日的湘江码头，江心洲渚在暮色里若隐若现，两条汽船拖着数条民船静静泊着，300多名临大师生等着开船，行囊里装着书籍、画笔、地质锤……这是即将启程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。

　　出发了，黄培云听着船只划破水面的声响，看着岸边灯火渐远，心中默念：“再见，长沙。”此去，是1600余公里的播迁，更是文脉存续的征程。

　　随着战事发展，长沙已不再是理想的久留之地。从1938年2月17日开始，1000多名长沙临时大学师生陆续告别长沙城，分三路并进。

　　第一路为香港越南线，主要是教师及眷属、体弱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。第二路为广西越南线，人员相对较少。第三路湘黔滇旅行团西行线多人队伍，全部是通过体检的男生与部分教师。这是最为艰难、花费时间最长的线路，山高路险，匪患猖獗，更要直面风霜饥寒与未知险境。黄培云经过两次体检，方上了“步行榜”，与15名同学编入一大队二中队五分队，并任小分队队长。

　　湘黔滇旅行团脚踩草鞋，穿行崇山峻岭，宿荒野、卧湿褥，忍受蚊虫疫病侵扰，在战火的阴影下日夜兼程。这段征途淬炼了“刚毅坚卓”的联大精神，也让师生在实地考察中积累了学术真知，在目睹民生疾苦后，越发坚定“读书救国”的信念。

　　1938年4月2日，当湘黔滇旅行团成员踏着尘土，走在前往昆明的路上时，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“西南联合大学”。长沙临大短暂却厚重的校史就此画上句点。西南联大将建校日定在了1937年11月1日，长沙临大，无疑是西南联大的起点。

　　4月28日，经过68天1600余公里的长途跋涉，湘黔滇旅行团全体成员抵达昆明。

　　“再见，圣经学院，再见，韭菜园，迢迢长路去昆明……”为了迎接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，语言学家赵元任填词创作了《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》，歌词充满了对西南联大的向往，也道出了师生们对长沙临大的不舍。四名少女抬着花篮迎接他们，其中就有赵元任15岁的女儿赵新那，她后来成为黄培云相伴终生的妻子。

　　2025年10月底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的校友从湖南圣经学校门口出发，重走西迁之路，于11月1日抵达昆明。

　　云南师范大学红烛广场上，红叶摆出了西南联大校徽的图案。云南师范大学由“西南联大师范学院”一脉相承而来，11月1日也是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庆日。

　　走进云师大校园，西南联大的印记便从脚下的青石板开始蔓延。西南联大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，一张西南联大准考证静静陈列——照片上16岁的杨振宁，眼神清亮，满是少年意气。

　　联大八年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0多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。这里面，有多少是从长沙临大一路走来的?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铁发宪有一个特别的统计：“湘黔滇旅行团300多名师生里，产生了14位院士。”

　　在西南联大，黄培云完成大学本科最后阶段的学业，成为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。1951年，为填补国家工业人才缺口，以陈新民、黄培云等为核心的学者团队，从零起步，在荒地上艰苦筹办中南矿冶学院(中南大学前身之一)。这番拓荒壮举，实起始于黄培云奔赴长沙临时大学的路上。

　　彼时条件极度艰苦，人力、物料匮乏，基础设施与教学设备更是一片空白。师生们同心协力、自力更生：建窑、压坯、烧砖解决建房用料，亲手设计安装设备创办小型自来水厂，并肩铲平道路打通交通。

　　中南矿冶学院在1952年如期开学，并将校庆定在11月1日——这是对长沙临大遥远的呼应。在这里，从一片空白之中，黄培云开疆拓土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粉末冶金专业和中国第一个粉末冶金研究所。“刚毅坚卓”的精神，在长沙的校园里继续生长。

　　而今，当年长沙临大的校舍，早已融入城市的肌理。湖南圣经学校留下来一栋主楼，现为湖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的办公场所。三层的红砖房，高大的水泥柱，幽静的天井，让这栋百年老楼仍具有古朴雅致的美感。一楼辟出一处展览场所，安放着关于长沙临大的图文记忆。

　　每年深秋，总有民间队伍从湖南圣经学校出发，怀揣朝圣之心，重走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路。那所形制简陋的临时大学在烽火中的坚守，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信仰与力量。

　　2025年10月26日，百余名南开、北大、清华三校校友从长沙临时大学旧址出发，开启第二届“重走西南联大路”活动。通讯员 摄

　　秋光正好时，中南大学的红墙最是动人，民主楼与和平楼的墙面映着疏朗树影，桂花香气漫在风里，往来学子脚步匆匆，时光里满是鲜活的气息。

　　中南大学校史馆里，安放着黄培云与赵新那使用过的旧钢琴。此时若有旋律响起，我想应是他们初遇时那曲《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》吧。